聲譽顧問甚少與記者為敵,他們對抗的是試圖誤導記者的對手

單在2026年10月,英國新聞機構便宣布削減約600個編輯室職位。Press Gazette 的裁員追蹤顯示,The Guardian 將削減多達315個臨時職位,BBC News 約100個,The Telegraph 約100個,Metro 裁員61人,另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刊物停刊。此前,Reach 於9月淨減少約160個編輯職位,BBC 亦於4月宣布計劃在整個機構削減多達2,000個職位。
對於看電視劇長大的人來說,這聽來或許是公關業的好消息。電視劇對公共關係有一套固定的描繪:一位西裝筆挺的「擺平者」在電話裏對着編輯咆哮,威脅切斷採訪渠道,向報社老闆討人情,在第一版付印前把報道壓下去。記者是敵人,工作就是恐嚇、操控輿論或壓制報道。照此看來,記者越少,敵人便越少。
這固然是好看的戲劇,卻與當今為私人客戶、家族、家族辦公室和家族企業管理聲譽的實際方式相去甚遠。對他們而言,每失去一個新聞職位都是損失,而非勝利。最出色的聲譽管理者是鬥士,他們為成果全力以赴,只是他們並不與記者為敵。
合作,而非對抗
在私人客戶聲譽工作中,與嚴肅記者的關係絕大多數是合作關係。一項運作良好的委託,用於協助記者查明事實的時間,遠多於試圖阻止記者發表任何內容的時間。合作並不代表軟弱。為私人客戶取得成果的顧問鍥而不捨,但這份力量用於查明並證實真實情況,而不是向那些以報道為職責的人施壓。
這正反映了這項工作真正取得成功的方式。一位能夠迅速核實事實、理解背景並與合適人士交談的記者,發表不準確內容的機會要低得多。試圖恐嚇或威脅編輯室往往適得其反:這會發出有所隱瞞的訊號,而且甚少能經得起一位稱職編輯的審視。
業界本身的數據亦指向同一方向。Muck Rack 的 State of Journalism 2026 調查訪問了逾1,000名記者,發現86%的記者表示,他們至少有部分報道源自傳訊專業人士的題材推介。雙方的工作關係屬於常規,並且大致具建設性。記者抱怨的是內容不相關,而不是遭受恐嚇。
為何優質新聞對私人客戶至關重要
對於跨境經營與生活的家族及其核心人物而言,優質新聞並不是需要應付的威脅,而是令國際化生活得以實現的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銀行、監管機構、交易對手、潛在合作夥伴,以及愈來愈多的人工智能系統,都會在與一個家族見面之前便對其形成判斷。這種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可信、獨立的資訊來源所確立的內容。當存在資金充裕、調查扎實、嚴謹勤奮的新聞報道時,它便能對虛假資訊起制衡作用。它是資訊環境中少數專門用來追問某件事是否屬實的機制之一。
而真相,反過來令一個家族能夠充分實現其所建立的價值。一個家族的背景、理念、價值觀、使命和宗旨若能被正確理解,並以一貫的實質內容加以印證,便能收穫這種理解帶來的益處:更高的估值、暢通無阻的交易、更佳的發展機遇、更具影響力的慈善事業,以及在其活躍的每一個市場中的種種其他優勢。一個被誤解或被蓄意歪曲的家族,則會失去大部分這樣的價值,無論走到哪裏都會面對質疑。
正因如此,本月的編輯室裁員應當像令記者憂慮一樣,引起私人客戶的關注。更少記者覆蓋同樣的範疇,意味着每篇報道的時間更少、熟悉某個行業或市場的專業人士更少,在發表前提出尖銳問題的編輯亦更少。有時間調查的記者是一道保障;既無時間亦無預算的記者,則更容易受到施壓最猛者的左右。
真正的戰場在哪裏
這並不代表私人客戶聲譽管理是一門溫和的業務。這裏確有戰鬥,有時是持續多年的冷戰,有時是數日內急劇升級的熱戰。但這些戰鬥甚少針對傳媒。正是在這裏,聲譽管理者證明自身的價值;亦正是在這裏,取勝需要鬥士的本能:隨時準備先發制人,在壓力下堅守陣地,並堅持到確保成果為止。
對手通常是另一方:訴訟對手、商業競爭者、前業務夥伴、關係疏離的家族成員、競投對手,或任何能從在資訊環境中貶低某人而得益的利益方。這些較量往往與訴訟或商業活動相關,對方的聲譽被當作籌碼,用於法庭之上、談判桌前,或面對銀行、投資者和監管機構之時。
爭奪真實立場
這些較量大多並不涉及憑空捏造。爭奪的是哪一個版本的真相佔上風,以及世人所看到的立場是否為當前的立場。
對手通常會試圖削弱真實立場,或最少削弱相關真相的當前狀況。它可能翻出一項多年前已經調查並被駁回的指控,把它當作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來呈現。它可能引用法庭文件中的某項主張,卻略去駁回該主張的判決;又或把一宗早已和解的糾紛、一份早已出售的股權、一個早已卸任的職位,描述得彷彿一切從未改變。它可能剝離一份文件、一宗交易或一段關係的背景,使其失去合理解釋;又或僅僅因為一項合法且管治完善的決定對公眾而言較為陌生,便把它描繪成可疑之舉。
每一個元素在技術上都可能是準確的,但它們拼湊出的圖景卻並非如此。而且,由於資訊環境甚少自行更新,一個過時或片面的立場可能多年來在搜尋結果、檔案、盡職審查數據庫以及人工智能系統的回答中無人質疑,直至某個別有用心的人再次把它翻出來。
隨後,對手會把這一立場帶給記者。其目的是說服記者相信片面或過時的圖景才是真實的,然後借助新聞的公信力將其發表出來。一旦某家備受尊重的傳媒刊登了這一說法,它便會在最初的較量結束很久之後仍被引用、概括和重複。
即使如此,當一篇已發表的文章未能反映真實或當前的立場時,過錯亦甚少在於記者。更常見的情況是,聲譽顧問任由客戶留下太多未解答的問題,或在本應提供關鍵背景資訊的地方留下空白。記者只能核實已經存在的內容。如果過去一宗糾紛的結果、一項股權的出售或一項決定背後的理由從未公開記錄,那麼對手的版本可能便是唯一可得的版本。這是顧問工作的失職,而非新聞的失職;一位能幹的顧問會在記者介入之前很久便將其彌補。
極端情況:受僱的虛假資訊
在光譜的極端,一些對手更進一步,索性憑空製造圖景。City AM 於2026年10月發表有關將網上新聞武器化的數碼黑手黨的調查,描述了一個付費抹黑文章的市場:這些文章被投放到由低質素新聞網站組成的網絡上,當中不少是借助人工智能撰寫的。報道指,Schillings 律師行的律師團隊 Junk News Team 追蹤逾350個此類網站,並錄得2023年至2024年間數量上升355%。Michael Macfarlane Associates 為該調查提供了資料,介紹一位客戶在不足30日內被發表48篇相關文章的情況。
較早前的調查亦指向同一方向。2023年,由 Forbidden Stories 統籌、The Guardian、Le Monde 和 Der Spiegel 等合作夥伴參與的 Story Killers 項目,記錄了一個私人機構向商業客戶及政治客戶提供受僱虛假資訊服務,並聲稱擁有逾30,000個自動化網上帳戶。2022年一項 Reuters 調查發現,自2013年以來有35宗法律案件中,受僱黑客曾試圖取得訴訟其中一方的文件。
這些行動不容忽視,尤其因為它們散播的材料可能進入人工智能模型和網上參考資料所依賴的資訊來源。但它們只是一場範圍廣闊得多的較量中最尖銳的部分。大多數時候,戰鬥並非針對捏造,而是要確保真實且當前的立場成為可見、可核實並獲得相信的那一個。
這正是優質新聞如此重要的原因,亦是數以百計的編輯室職位流失對對手而言有如饋贈的原因。一位有時間和資源檢驗某項說法的記者,會追問這說法是何時提出的、之後發生了甚麼,以及它現在是否仍然屬實。一位以更少支援覆蓋更多範疇、面對急於發稿壓力的記者,則更有可能對片面的圖景信以為真。
戰鬥早在編輯室之前已經展開
因此,對聲譽顧問而言,其戰鬥角色針對的是對手和資訊環境,而不是記者。大部分工作早在記者介入之前已經進行。
這意味着要預判對手可能利用記錄中的哪些部分,確保過去每一件事的結果都與引發它的指控一樣被清楚記錄,從源頭更新過時的記錄,監察一場行動的早期跡象,識別其幕後各方,在涉及訴訟或監管行動時與法律顧問合作,並建立一套可核實的真相體系,令片面或過時的敘事難以為繼。到記者來電之時,當前的事實應當已經可以取得、條理分明並且易於核實。
當電話真的打來時,對話的核心是證據。顧問的職責是協助記者清楚看到真實且當前的立場,而不是說服記者放棄報道。
這一切都不是被動的。這項工作既是防守,亦是進攻。一位能幹的顧問不會坐等對手的下一步行動,而是會揭露這場行動,逐一拆解片面的圖景,將當前的事實公開記錄在案,並在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與律師合作,追究責任人的責任。做得好,便能改變結果:指控失去立足點,過時的立場得到糾正,真實立場成為人們所找到並相信的那一個。
一隻鬥牛犬,對準正確的方向
一位出色的私人客戶聲譽顧問應當像一隻鬥牛犬:堅韌頑強,無懼戰鬥,以成果而非活動來衡量。這項工作要求具備攻守兼備的能力,能夠針對堅定的對手展開持續的行動,並透過化解和擊退家族所面對的威脅來塑造成果。
但這份堅韌所指向的目標至關重要。對手是那些試圖扭曲或凍結資訊環境所呈現圖景的各方,而不是努力理解這一圖景的記者。嚴肅的記者更應被視為真實立場的守門人,亦是真相與透明本身的守門人。對於任何無所隱瞞而又有許多需要守護的家族來說,他們是最寶貴的盟友之一;最出色的顧問會與他們並肩為真相而戰,而絕不與他們為敵。
正因如此,一個月內流失約600個編輯室職位,應當令每一個依賴被準確理解的人感到不安。每一位離開這個行業的記者,都帶走了時間、專業知識,以及在某項說法固化為記錄之前加以檢驗的能力。失去他們,就是在真相本身上節節退讓,而在這個時代,許多人正致力於顛覆、誤導和篡改真相。這種損失對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所造成的代價無法估量。
對於財富家族和擁有企業的家族而言,其地位歷經數代建立,卻可能在數星期內遭到破壞,因此結論十分清晰:選擇一位會為真相不懈奮戰的顧問,而這位顧問亦明白,追尋真相的記者與您站在同一陣線。


